德国经验则凸显了“慢病管理制度化“对带病体健康保障的重要作用。德国的法定医保体系自2000年代起推行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管理计划，通过制定统一诊疗路径，实施持续随访、患者教育与行为干预，显著改善了慢病服务的过程质量，使医疗服务更符合慢性病照护模型的要求。德国经验表明：对带病人群而言，长期稳定的制度化管理路径比单点干预更能提升依从性与长期健康结果。数据治理同样是健康管理嵌入保险体系的必要条件。美国《健康保险携带与责任法案》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确立了匿名化、最小化和授权使用等原则，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允许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服务方和保险机构进行数据共享，为精准识别风险、评估干预效果和分层管理提供了合规基础。

总体来看，美国依托价值导向支付与风险共担机制建立了能够有效吸纳带病人群的健康保障模式；德国则通过结构化的慢病管理体系强化了健康管理的制度化功能。两国实践表明，带病体健康险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前端健康管理的深度嵌入、后端风险共担机制的有效调节，以及医疗、健康管理与保险机构之间的高效协同。上述经验为我国带病体健康险在制度建设、服务模式和风险调节机制方面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

带病体健康险在我国健康保障体系中承担着吸纳高风险人群的补充保障功能。基于人群健康风险的差异性，将带病体健康险的供给结构划分为风险共济人群、风险显性人群和疾病确诊人群3类，通过剖析不同险种的供给特征、风险控制策略与健康管理嵌入方式，梳理其运行机制。面向风险共济人群的产品具有普惠属性，整体价格低廉、投保门槛较低，年龄及健康告知要求相对宽松。

出自《健康管理融合视角下我国带病体健康发展障碍与路径优化》作者王晓玲,吴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