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M在实施时会受到多方阻力影响，消除阻力可以推进SDM的有效应用，因此影响因素分析一直是SDM研究的核心议题。不同于急性疾病，SDMCDM的影响因素需要重新考虑。除基线特征外，慢病患者的自身特质、疾病种类、治疗进程会持续影响患者决策偏好的形成。肿瘤患者做出决策时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选择生物医学治疗以改善健康结果，或在生存质量问题上做出权衡。面对高血压、糖尿病等长期管理型疾病，患者会倾向提高自我效能感，采取自我管理措施来控制病情。此外，医生的个人信仰、专业知识及沟通能力的差异，也是影响患者信息接收与决策能力的关键变量。家庭成员的参与程度、卫生机构的经济利益以及社会支持等也会影响SDMCDM的实施。

医疗经济制度与文化传统进一步构成实施SDMCDM的结构性约束。参考社会生态理论，SDMCDM的实施效果会受到宏观政策层次与微观文化情境的双重制约。医保支付模式差异可能影响SDMCDM的实施差异：以肿瘤决策为例，美国依托价值医疗体系，通过捆绑支付将SDM纳入绩效考核；而国内按项目付费导致患者既倾向被动接受医生主导方案，又因费用不透明而缺乏参与动力。这种现象表明，经济激励机制的创新设计可能比单纯工具开发更具基础性意义。

同时，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框架，SDM在融入不同国家医疗保健系统中时，会因为各国的文化、社会背景不同而受到阻力。个人主义文化体系通过立法强制保障患者知情权，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往往形成家庭决策缓冲效应。家庭集体决策传统、子女人数、代际观念差异等因素削弱了晚期癌症患者在临终关怀中的SDM参与度。这些实践表明，SDM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同步推进支付制度变革与文化认知的改变，在制度理性与人文关怀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

出自《慢病管理领域医患共享决策的进展研究》作者张梦歌，何秀雯，沈浩辉。